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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本的历史上，太宗皇帝对魏征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前恭后据，魏征在世的时候，太宗皇帝对其十分倚重，魏征在朝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秦王府的老人房玄龄和杜如晦，太宗皇帝对魏征基本上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君臣一时相得。
可是在魏征死后，一切都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魏征在死之前曾经向太宗皇帝秘密推荐当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
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为获罪被免官，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太宗皇帝便由此开始怀疑魏征这位他认为很老实的人，在朝廷有结党营私的嫌疑。
后来，太宗皇帝又得知，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奏章草稿，拿给负责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太宗皇帝更是开始怀疑魏征故意搏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
太宗本来已经在魏征临终之时，同意把新城公主许配给魏征的长子魏叔玉，可是在魏征死后也后悔了，当即下旨解除婚约。
到后来，太宗皇帝大概是越想越脑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竟以此为终，实在是令人叹息。
据《旧唐书?魏征传》记载：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太宗大怒,推倒了亲为魏征撰制并书写的墓碑。
依照薛琰的分析，首先，贞观后期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历史事件是必然，而非偶然的，在贞观前期，太宗皇帝为适应形势需要，改变关陇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提拔了一大批庶族地主。
而贞观中后期，随着国内形势好转，天下呈现出大治的景象，太宗皇帝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兼听、纳谏的良好作风渐渐冲淡。
特别是在立太子斗争后，太宗皇帝改变了对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看法，立太子斗争，是贞观后期重要的政治事件，牵涉的人很多，杜侯二人谋反，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
斗争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立李治的胜利而结束，这派胜了，要保住李治基业的长久发展，太宗皇帝便要采取一些措施了，矛头自然指向输的那派。
这派大多是普通地主出身的，太宗令刘洎自杀，用谋反罪名杀张亮，用“罔上”罪名流放崔仁师，贬李世绩为叠州都督，还有杜侯二人。
魏征因生前举荐过杜侯二人，太宗皇帝怀疑魏征结党营私，也被牵涉进去，如果不是魏征死在此案之前，恐怕魏征的头颅早已落地。
时势不可逆转，就是不砸魏征的墓碑，也还是有其他方式的，这次政治风云，不仅改变了那些出身于普通地主的政治命运，在某些层面上，对当时的政治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太宗皇帝毁魏征墓碑，多少也受到了这次政治风波的影响。
历史上并非政.治迫害是最能杀死人的，政治.斗争也是最能压死人的，谁踏入这个圈子，都会带些污点出来的，严重还会丢了性命。
其次，太宗皇帝作为封建统治者，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那么他就不能不受作为封建帝王的阶级性和局限性的支配。
在历史上，太宗混个底是非常能够汲取隋亡教训的，如隋朝大将杨玄感谋反叛乱，炀帝杀.，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他能不大动肝火吗？
虽不忍心，但封建帝王要维护他的统治，儿子谋反自然也不行，因为太宗皇帝是深有体会的，他要制止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再次发生。
把魏征牵涉进来，无非是利用魏征地位来警戒大臣们。
魏征举存的二个人，是杜正伦和候君集，这二人也不是没有才能，任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的杜正伦，太宗皇帝要他随时报告太子李承乾的言行，李承乾亲呢群小，杜正伦多次劝谏，可李承乾全不接受，杜正伦无奈，想吓一下李承乾，便把太宗皇帝要他报告太子言行的原话对李承乾讲了，承乾则反告正伦泄露禁中语，杜正伦因此获罪。
在薛琰看来，这等小事，也算是罪吗，就这事，怎能将魏征扯上呢？
候君集本就是太宗皇帝旧臣，还是玄武门功臣，打了胜仗，因贪财私取宝物而获罪下狱，心怀不满这才为臣不忠的。
人都是会变的，魏征那能保证他推荐的人一生都不出问题，魏征也是从当时的朝局出发，本着有利于朝廷的想法，推荐出自山东之盛门的杜正伦和出身与关陇集团的侯君集为相，等于朝廷上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魏征则身为枢纽。
从国家发展来看，魏征的举荐是有益于国家的，杜正伦和侯君集都有才能，特别是侯君集，此人立功颇多，但官位低，常有不满，魏征此举，就恰恰用对了侯君集。
魏征的想法是好的，只可惜太宗皇帝却不能这么做，太宗皇帝主定的《氏族志》就是在明显得抑制山东士族。
在贞观后期，太宗皇帝专门倚信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这一派对太宗皇帝是曲相谀悦，与“以谏诤为己任”的魏征相比，可是差得太远了。
但那个时候太宗皇帝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克己励精、容纳谏诤、任人唯贤”的皇帝了，或者说是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封建帝王，都大多不过如此罢了。
最后，也就是太宗皇帝为何会在魏征死后，作出那样疯狂举动的根本原因了，魏征毕竟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封建纲常伦理下，是以封建帝王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魏征身为臣子，多次直言进谏，显然是乱了伦理，犯了大忌。
魏征得势受宠后，竟忘了自己与太宗皇帝曾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关系，他曾为隐太子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太宗皇帝的毒计若干条。
太宗皇帝在玄武门杀掉李建成后，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尔阋吾兄弟，奈何？”
魏征则从容说道：“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
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且又死不悔改的魏征，太宗皇帝居然以政治家的风度和韬略“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可惜的是，随着魏征的日益得势受宠，他忘记了自己与太宗皇帝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是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
魏征敢于面折廷争，有时弄得太宗皇帝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使太宗皇帝身上那种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神圣尊严”受到侮辱。
史书上记载，太宗皇帝曾有一次在魏征进谏之后，怒道：“会须杀此田舍翁。”
可见，太宗皇帝对魏征的不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明君形象，太宗皇帝只能忍着。
但是，魏征却引以为荣，经常这样不懂得变通得去搞，太宗皇帝对他的反感也不是没有的，毕竟身为皇帝的宽容是有限的，而魏征的犯颜是无限的。
尽管魏征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始终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但魏征的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他的这种品质，为大唐帝国的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
可是魏征也摆脱不了封建的束缚，只能随着历史的真正面目，起起落落，魏征越位荐相犯了太宗皇帝心之大忌。
薛琰在考证后分析认为，在太宗皇帝心目中，因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唐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唐太宗大忌。
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太宗皇帝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
在十几年的御前生涯中，魏征先后进谏二百多条,“事有必犯，知无不为”，魏征进谏的二百余条奏言，多被采纳并付实施，魏征还将这些奏疏交给史官，或许按照魏征的想法，这是留给后世作政治经验。
但是，太宗皇帝作为封建帝王的局限性，使得他不能这样想的，如果魏征是想显示自己为大唐帝国繁盛所做的贡献的话，就是明显在和太宗皇帝对着干，因为治国的功劳，并不是一个人的，即便是要分，也应该太宗皇帝拿大份，魏征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有些不明智了。
诸般原由，最终让太宗皇帝在魏征死后，做出了停婚毁碑的报复举动，薛琰前世每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虽然心中会为魏征感到惋惜，但也觉得，魏征死后有此下场，也属于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