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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套制作海盐的工艺流程，再搭进去一顿饭，总算是把这对天底下最尊贵，也是最无良的父子俩给送走了，薛琰在送客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脸都要笑木了，一直到太宗皇帝骑着马走远了，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压力瞬间消失。
回到书房，将自己关在里面，还在暗暗地想，要不干脆移民算了！
太宗皇帝去了武阳郡公府，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长孙无忌的耳朵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位当朝的国舅爷不禁眉头紧索，同样将自己关在书房之中，细细的思索着，这件事会带来的影响。
必须要说的是，长孙无忌作为一名政治家，绝对是需要薛琰仰望的，他能从一件小事当中分析出很多事情，比如太宗皇帝父子两个突然驾临武阳郡公府，这件事看似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却也让他感觉到了些许不安。
要说，朝中有幸能得太宗皇帝亲临府上的大臣，也有不少，此前，听到类似的消息，长孙无忌都不会放在心上，唯独这一次，因为薛琰和太子李承乾的关系，太亲近了，甚至都要超过了他这个亲娘舅。
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如果想要通过影响一国储君，进而影响到朝局的话，那实在是太容易了。
长孙无忌从来都不认为薛琰是个没有野心的，尽管他从未见过薛琰，但是听说到的那些，已经让他感觉到了薛琰这个人，不简单。
该怎么做，才能将这个有可能在将来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打压下去，已经成为了长孙无忌的一桩心事。
在原本的历史上，长孙无忌就是个精于算计的人，贞观之治在华夏的历史上可谓是经典的治世范本，为后世帝王所敬仰。
贞观局面的开创是以太宗皇帝为核心，但是那一批大臣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贞观一朝可谓人才济济，出现了一大批以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魏征等为代表的治世名臣。
仅太宗皇帝后来在凌烟阁图像旌表的功勋卓著者就有二十四位，长孙无忌能够被列在首功之位，并非因他是当朝国舅。
就才能而论，长孙无忌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不算特别突出，却在太宗朝集权、宠于一身，炙手可热，在高宗朝也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史书记载，长孙无忌自幼喜好学习，博通文史，性情通达机敏，富于谋略，长孙无忌与太宗皇帝为布衣之交,更兼有郎舅之亲这层特殊关系。
李渊晋阳起兵后，长孙无忌就跟随太宗皇帝征讨有功，唐廷建立后，长孙无忌累擢兵部郎中，封上党县公。
在此期间，长孙无忌政治上并不显赫，他为太宗皇帝所倚重，主要就是得益于他善于谋划，算计，在太宗皇帝争夺皇权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大唐帝国建立后，最高权利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
随着太宗皇帝与兄弟矛盾的激化，长孙无忌非常精明的率秦王府旧属“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在得知李建成决定向太宗皇帝动手的消息后，又是长孙无忌“劝世民先事图之”。
长孙无忌以心腹的特殊地位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干，他在太宗皇帝授意之下，把外贬的房玄龄、杜如晦秘密接回秦王府为太宗皇帝出谋划策。
武德九年，太宗皇帝率长孙无忌等人“伏兵于玄武门”，杀死建成、元吉，是为“玄武门之变”。由此，长孙无忌备受太宗恩宠，也奠定了他在唐初权臣贵戚的地位。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太宗皇帝要先发制人，显然是需要勇气的，那个时候的长孙无忌就像是一个赌徒，他将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了太宗皇帝一个人的身上，希望借此，赚取长孙一门的显赫，虽然最终他赢了，可是这期间的惊险，只有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
太宗皇帝即位，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太宗皇帝曾多次预授予他宰相，长孙皇后借外戚干政，霍乱朝野的事例加以劝诫，太宗皇帝依然固持己见授予他左仆射。
长孙无忌性情谨慎，善于避嫌，多次推辞，最终被拜为司空，能够放弃即将到手的权利，地位，同样是需要勇气的，长孙无忌精于算计，他非常清楚当时自己的处境，能够果断放弃，以退为进，这绝对需要大智慧，大勇气。
后来，有人曾密奏太宗皇帝说，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不利于国，太宗皇帝亲自拿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观瞧，表示自己对他实无疑虑。
太宗皇帝进行祭祀礼，还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专用的巨大御车上，宠遇莫比。
贞观十七年，太宗皇帝又命在凌烟阁图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画像，并下诏褒崇，可见，长孙无忌在贞观一朝的诸大臣中，受恩宠之重，的确无出其右者。
如此信任，恩遇，显然就是长孙无忌所有投注赢来的，这等精明的算计，一般人岂能做得到。
长孙无忌在贞观朝，自己谨慎，加之长孙皇后的敦促，虽处于重位，但却谨慎避嫌，在太宗朝复杂的订立储位的过程中，长孙无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被告谋反，被废为庶人，依据皇位继承法，最有资格作太子的是长孙皇后所生的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
魏王李泰好文学，深得太宗皇帝宠爱，太宗皇帝曾面许立为太子，晋王李治暗弱，不为太宗所喜。
最终，太宗皇帝在长孙无忌的推动下选择了晋王李治，太宗对于选择储君左右摇摆不定，当时诸多朝臣都拥立魏王李泰，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拥立李治。
太宗由于看中长孙无忌的身份和影响，以及他在关陇集团中的地位，唐朝建立的一个很大的基础就是关陇集团，出于对朝廷派别的利益分配和未来政治的权衡，太宗皇帝不得不慎重考虑长孙无忌的意见，最终只好立李治为太子。
长孙无忌选择李治为太子并不是为了政治利益的考量，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自身的发展需求。
李治暗弱，易于把控，自身的地位和权势可以得到保全，李泰有权术和计谋，自己很可能被边缘化。
很显然，这又是长孙无忌的一次投注，估计他也看出来了，太宗皇帝时日无多，为了让长孙一门继续显赫下去，他必须再一次将手上的筹码全部押下去，押在易于控制的李治身上，能够赚到的显然要多过李泰。
果然，高宗即位后,“以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无忌可谓位极人臣。
永徽年间，高宗将政事尽托长孙无忌，可以说，当时的大唐帝国，实际执政的就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在稳定政局的同时，极力推行膨胀关陇集团势力的政策，从高宗即位至武氏立后的六年间，新任宰相凡六人，其中五人均出自关陇集团。
另外，长孙无忌也展开了对关陇集团内部的一系列清除动作，防止宗室势力篡权的行为。首先是高阳公主谋反案。
永徽四年，因为房遗爱参与荆王李元景谋反案而被牵连进去，这可谓是长孙无忌为排除宗室势力威胁新政权采取的残酷手段。
这次政治清洗案涉及的人数众多，皇室勋贵荆王李元景、高阳公主夫妇、巴陵公主夫妇等均被赐死，房玄龄家族几乎被清洗殆尽。吴王李恪被冤杀，其四子，仁、玮、琨、璄并流岭表。
长孙无忌还利用高阳公主案，杀了关陇贵族之一，李唐宗室李道宗，李道宗早年助太宗皇帝夺取河中之地，虎牢关之战、王世充之战皆立战功。
李道宗对长孙无忌独揽大权心怀不满，又得罪大书法家褚遂良，高阳公主案被牵连，流放广西柳州。
李道宗是武将代表，长孙无忌流放李道宗，使得武将体系对长孙无忌产生仇恨，长孙无忌毫无顾忌地就流放了李道宗，其他武将人人自危。
长孙无忌在高阳案后权力达到巅峰，但也为自己树敌无数，尤其是流放李道宗，杀李恪，这让长孙无忌在关陇集团内部彻底孤立。
最终，高宗废“王”立“武”，激化了长孙无忌和高宗之间的矛盾，这也为他后来不能善终埋下了祸根。
史书记载：“帝欲立武昭仪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宝器绵帛十余车赐之,又幸其第,摺三子皆朝散大夫。昭仪母复诣其家申请，许敬宗数劝之，无忌厉色折拒。”
此时唐朝宫廷内部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以昭仪武则天为首，包括尚书左仆射李世绩、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弘文馆学士李义府。
另一方长孙无忌，拥有六大宰相，包括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兼太子宾客韩瑗、中书侍郎来济、太子少师兼光禄大夫于志宁、中书令崔敦礼。
李世绩是武将出身，李道宗一事让他坚决站在武则天这一面，并且李世绩不是关陇贵族集团，他是山东人士，太宗皇帝死前故意贬职李世绩，就是为了让李治提拔他，进而抗衡实力太强的长孙无忌。
高宗李治此时也有感于长孙无忌权势过大，一直在长孙无忌和武后两大派之间中立。最终，高宗在获得李世绩的支持下，抛却了长孙无忌的反对，拥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也标志着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的逐渐处于颓势。
武氏本不在关陇士族集团之内，而在她立后问题上自然会受到关陇士族集团的极力阻挠，但在借助长期受压抑的寒门庶族势力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山东豪杰集团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再加之高宗的懦弱，终于艰难的登上了后位。
武后即位，长孙无忌一派受到了严重打击，褚遂良和韩瑗被诬告谋反，被贬和流放，显庆四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
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无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长孙无忌，伺机谋反。
高宗懦弱昏庸，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亲娘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
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的一生荣辱跌宕，机遇让人嗟叹，当然，不能否定他对大唐王朝的巨大贡献，特别是高宗朝时，长孙无忌贯彻执行太宗皇帝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太宗皇帝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句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
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长孙无忌可谓是第一功臣。
但是，权力的选择总是无情的，从追随太宗皇帝起，长孙无忌看似一直机谨从事，兢兢业业，也深明为政之道，进退有度，事实上，长孙无忌所作出的每一次选择都经过了他的算计，他就像个赌徒一样，按照自己的算计去押注。
后来，太宗皇帝驾崩，长孙无忌顾命佐政是太宗皇帝平衡山东、南朝、关陇各大集团政治势力的结果。
推选高宗登位，一来是自己的权术，二来是自己作为太宗皇帝一直以来的心腹和亲属，这样的局面是形势决定的。
关键的要素是，长孙无忌没有把处理好日益增长的高宗对皇权的控制和自己操纵皇权的关系，高宗朝的形势只能是皇权升和权臣退之间的选择，长孙无忌却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之前太宗皇帝在位之时，其妹文德皇后在临终前曾对太宗皇帝说:“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以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也曾多次要其兄逊职,但长孙无忌没能真正理解胞妹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没有为自己留下余地，最终只能作为皇权加强的牺牲品了。
长孙无忌或许对亲情还保有一丝希望，或者还侥幸高宗会念及他的立储之功，但是在权力前面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是他被诬陷高宗却熟视无睹的原因之所在。
在历史上，从炙手可热的权贵，到最后被流放，客死他乡，政治的选择总是无情的，个人摆弄权术最终只能害人害己。
长孙无忌在唐初始终处于权力的漩涡之中，他的际遇可悲可叹，这更多的是政治的选择，唐初，关陇阶层始终控制这权力的中枢，造成了政治体制一定程度上的固化。
唐初经济发展迅速，科举取士进一步加强，寒门子弟和中下层官员等新兴的政治阶层迫切需要在权力中枢谋取自己的地位，关陇集团把持权利牢牢不放势必引起反击，最终只能没落。
长孙无忌作为政治派别的首脑，作为矛盾的风口，他的遭遇已经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一切，只可惜，长孙无忌不是薛琰那样的穿越众，对于自己的结局，他看不到，也猜不到。
现在的长孙无忌只想让一切都按照他设计好的路线走下去，通过控制太宗皇帝，以达到他控制朝堂的目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于是，长孙无忌不断地以退为进，赢得太宗皇帝的新人，恩宠，一边又在不断地影响太子李承乾。
可以说，从李承乾被册立为太子的那天开始，长孙无忌就已经完成了下注，他要让李承乾顺顺利利的登上帝位，李承乾性格孺弱，易于控制，到那个时候，朝堂还不是他长孙无忌说了算。
从这一点上来看，长孙无忌确实是个老狐狸，他算计的不是眼下，而是未来。
原本，一切都在按照他设计好的线路在发展着，但是突然多出来一个薛琰，如果只是李承乾与薛琰交厚的话，长孙无忌虽然会担心，但是却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危险，毕竟他与李承乾是郎舅关系，亲情总归要超过友情的，更何况，长孙无忌根本不相信，一国储君和一个臣子之间会有什么真正的交情。
但是现在，薛琰居然通过影响李承乾，达到了接近太宗皇帝的目的，这让长孙无忌感觉到了危险，巨大的危险，当局面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算计范围之后，他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受控制了，这让他生出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