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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决定辟除颍川士人来徐之初，因知随行而来的会有荀彧、戏志才等人的家眷，同时估料应辟而来的士人中或许也会有带家眷同行的，所以当时荀贞就令州府的吏员在州府左近找了一处位置、风景俱佳的所在，为荀彧等的家眷，也为辟召的士人们起造宅院。
因是荀贞亲自下的命令，州府的吏员非常上心，没等荀悦等到达郯县，宅院就已建成，总共建造起了大小相当、建筑类似的院落五十余座，外以高墙围之，算是新起了一个“里”。
荀贞名之为“梧桐”，其意自是从梧桐树上居凤凰而来。
为了与“里”名相配，荀贞又令府吏在里中的道路两旁树栽梧桐。
梧桐种好之日，荀贞亲自带着荀攸等人前往看过。
去看那日天气晴好，时值暮春，春阳和暖，微风徐拂，带起路边的梧桐叶响，宛如轻哨。
观睹此景，耳听此音，荀贞不觉想起了当年与荀攸共在荀衢门下读书，每当春夏风起，带响高阳里中繁茂的桑、榆和果树枝叶，亦如今日，发出如哨之声的时候，荀攸便总会陶醉地站在院中闭目倾听，并问荀衢：“这可就是‘天籁’么？”忆及当年，已是不可追触了。
他颇有感怀，对荀攸说道：“公达，可还记得二十年前的‘天籁’之音么？”
荀攸自是没有忘记，亦是喟叹：“昔年高阳里中多老树，枝叶越墙，遮蔽成荫，远望如连冠盖，今此新‘里’，移植的虽皆成株，逊高阳里远甚，也不知何年才能在此稍见乡里旧貌了。”
荀贞说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假以时日，必可如高阳盛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是眼前的这些梧桐树，可荀贞又何尝说的不是他这二十年来的奋斗经历：如是没有少时来到这个时代后的苦读、致知，如是没有近十年以来的不以亭长为卑，起於微末、蹈险履危，如是没有秩已二千石，虽居显贵而却一如往昔的克己修身、如履薄冰，又哪里会有他今日的名扬天下、望重海内？又哪里会有一召之下、群贤毕至？
便是在这里中种满了梧桐，也是招不来凤凰，唯独以勤以修身、养德折节，方可令众士归附。
荀攸等这些已在徐州的，於宅院的选用上当然有着特权，除留下了几座最好的，预备给荀悦等德望者居住，在颍川诸士到前，他们就已经各自选好了自己看中的，只是尚未搬入居住。
颍川诸士到后，先是在州府的客舍休息了一天，然后便由荀彧、荀攸等领着来到此里，各选住所，待他们分别选定，里中还有一半的院落空着，这是荀贞有意多建的，以待后来之士。
等诸士在里中安顿下来，荀彧等也搬了进去。
连着三天，或荀贞宴请，或荀彧等於新家置酒，众人欢饮达旦。
这一日，荀悦上言，请荀贞不要再设酒飨宴了。
他对荀贞说：连宴三日，乡谊已达，纵久别之思，欢情亦足，可使诸士配印绶，各掌署事了。
荀贞从善如流，接受了荀悦的意见。
於是，荀悦等带上印绶，各到本曹，开始了正式的工作。
荀悦在正式工作的当天就给荀贞上了一道书。
他在上书中写道：“兵乱以来，法不能行，民至仇杀不绝，请令禁私杀。”
却是请求荀贞传檄州中，禁止私杀。
有汉以来，禁私杀的诏书下过多次，但仇杀之事却是屡禁不绝。
因为《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所以当孝子孝女为父母报仇，案发后，不但很多的地方长吏不会治他们的罪，比如光和二年，酒泉人赵娥为父报仇，手刃了仇人后，去县寺自首，结果却被县尉“强载还家”，压根就不治罪，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之，称其义烈”，为她“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并且百姓们也会人口相传、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给以认可和赞美，在章帝时，朝廷还颁布过一部《轻侮法》，明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从宽处置为父报仇之人，此法虽行之不久，便在和帝时被废，然世风从中可见，所以私杀是虽屡禁而不绝，尤其现下兵乱，法律不严，豪家各养剑客、隐匿亡命，更是私杀不断。
荀贞的州府、幕府、军中就有好多干过私杀这种事情的人，许仲不必说了，别人也不必多讲，只说新来的韩暨，为了给父兄报仇，此人早年就有过结客私杀之举。
对这种风气，荀悦早就深恶痛绝。
有道是：地位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就会随之不同。
当年在西乡时，荀贞不在意私杀之事，重许仲之名而爱用之，可现在他身为一州之主，且如今还是在兵乱之际，那么无论是从维护“法”的尊严上，换言之，也就是从维护州府的权威上，还是从降低人口不必要的减少，同时改善剽浮的风气，使百姓勤恳耕种上，他都有必要改变以前的态度，对私杀，要从不在意变成旗帜鲜明的反对，因而，他非常赞同荀悦的建议。
只是和荀悦有所不同都是：荀悦虽请求禁私杀，但毕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该如何处理私杀的问题上，却不是一味的以法行事，而是向荀贞具体提出了“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的观点，也就是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单一地依从律法，亦要讲“义”。
荀贞对荀悦提出的禁私杀很赞同，但对荀悦“义法并立”的观点不以为然。
可自尊儒以来，儒家的思想已经浸透到了法家中，如纯粹地按法决狱，未免会被时人视为“酷苛”，早年在颍川为督邮时，荀贞就曾被颍川的一些士人以为他行事近“酷吏”，现今他方掌徐州，正收揽人心之际，在这方面却需得注意，而且荀悦又是初来，此乃他提出的第一个有关政策的建议，也不好全然不听，因而，荀贞折中了一下。
他接受了荀悦“义法并立”的提议，但要求郡县只可“断法”，不可决“义”，也就是只能决定“禁”和“杀”，不能决定“纵”和“生”，凡是郡县认为与“义”有关的，不许自决，必须上报州中，由州府决定，看该如何判处。
於是，荀贞传檄郡县：《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建武中兴，申明旧令，永元之际，废除《轻侮》，何也？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兵乱以来，十亡二三，民之存者，尚相杀乎？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守相依法平决。有义，报州府。
檄文传至州内各郡，乐进等俱按檄行之。
邯郸荣向来刚酷，东海郡的一个辖县里正有一件为父母报仇的案子还没能判，檄文到日，他立即行檄，命此县将人犯弃市。
县长上书，述以《春秋》之义，讲叙县人为此孝子求情之状，恳请给这个孝子减死一等。
郡吏亦进言，说道：“为父母报仇，此孝子也，如杀，明府恐得非议，如不杀，恐为州追责。州檄令云‘有义，报州府’，不如上报州府，由州决之，这样明府也就不用为难了。”
邯郸荣回答说道：“杀人者死，何难之有？”
他又行檄那个县，严词训斥，再次命立刻将杀人者弃市。
那个县长无法，只得不顾求情的县民，对那个孝子依令行刑，行刑之日，观者如堵。
自此之后，徐州五郡国中，邯郸荣治下的东海郡一枝独秀，乃至到他离任，境内都没有再出过一件私杀案。
荀悦上书，建议禁私杀，随之，到府未及三日的刘烨也上书，建议禁杀奴婢。
他在上书中写道：“近年以来，律法废弛，民多有杀、炙奴婢者。‘天地之性人为贵’、‘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此世祖之诏，今宜重申州内，以正国刑。”
禁杀奴婢和禁私杀一样，都是前汉、本朝至今屡下诏书禁止而不能绝的，也正如兵乱之时，私杀更加盛行一样，而今律法废弛，杀奴婢之事也是比以前出现得更多。
荀贞的属吏中也颇有一些私杀奴婢的人，比如刘晔本人年少时就杀过家奴，又比如糜竺，他信厌术之事，凡是家中奴婢有说错话，为他忌讳的，即加刑戮，也不知已杀掉过多少奴婢了。
看到刘晔的这道上书，荀贞略微惊讶，对荀彧说道：“子扬虽方至府，却知本州政事啊。”对刘晔更加看重了几分。
对该如何才能快速增加徐州的户口，荀贞一直念兹在兹。
荀悦请禁私杀，荀贞之所以会立即接受，其中一条即是出於人口数量的考虑，刘晔的这道上书，禁杀奴婢倒也罢了，因为奴婢是户主的私产，虽为德政，可州府除了可以不会因奴婢被杀而少收口算外，却是落不到什么别的利益上的好处的，而“免所炙灼者为庶民”就不一样了，不仅同样也是德政，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此令增加编户齐民的人口。
单就从人口方面来说，这是一条比禁私杀更好的政策，禁私杀只能降低人口的减少，刘晔此议则可增加编户齐民的数目。
所以，荀贞对荀彧说刘晔虽方到府，却知本州事。
为了增加徐州户口，荀贞之前甚至想过令豪强放奴，只是因不可行而仅仅是想想罢了，放奴不可行，刘晔的此议却是可行的。
荀贞即按刘晔上书所言，檄州内郡县：“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世祖诏也。郡县按以遵行，勿有失坠。
檄到诸州内各郡国，乐进等皆遵檄严行，只有邯郸荣将此令束之高阁，不予宣示。
他虽不宣示此檄，但檄文到时，郡吏多知，难免就会有人将檄文的内容传出，因了他“何难之有”的果决判例在前，便陆续有人检举，揭发郡中有杀奴婢或者在奴婢身上烙印之行为的强豪，出乎郡吏和检举人的意料，邯郸荣对此却皆置之不理。
郡吏不免觉得怪异，因之议论纷纷。
事情传开，郡中的百姓们多数也知道了邯郸荣对此檄的态度。
不少人猜测：是不是因为杀了那个孝子，被郡中非议，冠以“酷苛”之名后，邯郸荣有些后悔，故而改弦易辙，决定抚民以柔了？
一些在奴婢身上烙过印的豪强因就胆大起来，甚而向朋友炫耀，以示“不受法禁”，竟似是有了特权一般。受这些炫耀的豪强影响，原本没有在奴婢身上烙印的，也烙起了印。
荀彧从部东海从事史诺那里听闻了此事，传檄询问邯郸荣。
邯郸荣回檄辩解，说这些都是谣传，他在郡中没有闻听。
荀彧遂把这件事告与荀贞。
荀贞了解邯郸荣，对荀彧说道：“公宰性刚健，非惧民议而不敢施政者，此必有因，可由之。”
这件事再又传开后，东海的郡人们更是坚定了之前的判断，认为邯郸荣竟然敢把州府的询问都给顶回去，这必是要施政以柔了，由是，在那些炫耀的豪强和此前跟风的豪强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豪强为了表示自己敢於挑战郡权，从而博得“豪健”之誉，开始在奴婢的身上烙印，以致东海境内，逐渐竟是烙奴婢成风了。
就在风气大涨，到了顶峰之时，邯郸荣突然把之前束之高阁的州檄拿出，令传至郡内各县，令各县依此行之，并遣出了督邮、门下亲近的掾吏分别巡察各县，监督执行。
一令之下，诸县齐动。
凡是在奴婢身上烙过印的强豪家中尽有郡县吏出现，那些炫耀“不受法禁”的强豪们一个个傻了眼，数日之内，东海一郡，被免为庶民的奴婢多达千余，比徐州其余四郡总共放还为民的奴婢数目还要多。
荀彧在州府听说之后，对荀贞说道：“公宰真知明公意，唯事迹偏诡，非治民正道。”
却是荀彧明白了邯郸荣为何起初悬州檄不传的缘故：此分明是邯郸荣知道荀贞传发此檄的用意是在增加徐州的户口，所以故意放任、乃至是变相地鼓励郡中强豪给奴婢烙印，从而等到一定的程度后，再骤然发作，以此能使有最大限度的奴婢得以被免为庶民。
邯郸荣这人就是如此，太平之时，以他的脾性治民固是不行，乱世之际，却可使他得展其能。
随之，李宣也上书一道，建议荀贞设立州学。
他在上书中写道：董子云：“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乎，莫大乎太学”，今神都沦丧，太学无存，州中士子求学者无所依从。请明公置州学。
这又是一道说到荀贞心坎上的上书。
他想把荀悦推为儒林领袖，想掌控士林舆论，正愁没有捷径，李宣的这道上书，实雪中送炭，一下就使他如拨云见雾，顿眼前开朗，设立州学，使州中的英俊儒生都来这里求学，不就是一个掌握儒林、控制舆论的好办法么？
荀贞立刻就接受了李宣的建议，行檄州中郡县：神京荒废，太学不存，士有志於学者无枝可依。檄起州学，置明师，以养国士。
檄文传下的同时，令刚掌了各郡国将作掾的韩暨主责建设州学之事，又令李宣负责延请名师。
荀悦等到州不足十日，分别上书三道，俱针对时弊之议，荀贞悉数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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